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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永嘉“实学”变“胡学”——评温州胡珠生先生的治学观

台州在线 责任编辑:杨滟北 台州在线 台州网络电视台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05日 15:29 阅读次数:37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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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承蒙温州图书馆卢礼阳先生寄赠了两本由其主编的《温州通史编纂通讯》(2012年第三期与2013年第一期),其中分别刊登了“温州第一学者”胡珠生先生撰写的批驳周琦文章的两篇“力作”:

      前一篇是《东瓯国都在温州——评周琦论东瓯王都城四文》(简称“前胡文”,原已刊登在2012年11月22日《温州日报》第十版《瓯越·土风》;登报后,胡先生尤觉不过瘾,又易名《东瓯国都城台州说的致命伤何在?》,刊于《温州通史编纂通讯》2012年第三期),此篇我已经写了《东瓯永宁本台州考——与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东瓯永宁观”商榷》一文,以回应“前胡文”的商榷,此不多赘述。

      另一篇《汉代永宁县在温州——兼答东瓯王都城问》(简称“后胡文”),则是他对我商榷文章的回应。读毕“后胡文”,使我再次领略了“温州第一学者”胡先生的“风度”与“风范”;再阅读《胡珠生集》中《郭璞永嘉郡卜城史实不容否定——与侯百朋先生商榷》(下简称“胡史考”)、《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考》(下简称“胡守考”)等文章,更觉得胡先生治学观已经从“永嘉实学”蜕变为“永嘉胡学”。

      通观前后“胡文”、“胡史考”及“胡守考”,除断章取义、回避实质、弄虚作假、伪造历史等惯用手法外,深有胡答、胡证、胡辩、胡言、胡为“五胡乱瓯”之感。

      一、 胡答者, 避实就虚,答非所问;胡乱答也!

      笔者在《东瓯永宁本台州考》中指出胡先生在“前胡文”中有“三误(误解文献、误传史实、误导后人)”之嫌。“前胡文”的误解文献,在于误解《越绝书·逸文》“东瓯,越王所立也。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也。”

      在《胡珠生集》中《初揭东瓯开国史的帷幕》文章(《关于东瓯古史的几个问题》也有此类观点)中认为“东瓯开国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72年,即周元王五年”。胡先生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这则佚文“不仅确证了东瓯立国的缘始和年代,又确证了东瓯王都城的缘始和年代。因此东瓯开国信史应追溯到公元前473年。”

      胡先生引据此段佚文的不仅仅是句读谬误,而最为关键的谬误是“张冠李戴”:“错把南京作温州”!

      “后胡文”中答云:“2008年10月出版《胡珠生集》,我在《前言》末端中指出:当我发现新的资料足以证明旧说有误时,也勇于改正。例如‘东瓯越王’一词,旧据蒙文通氏《越史初探》断为‘东瓯,越王所立也’。及见唐《元和郡县图志》:‘本东瓯越王所筑也。’始知应连续为‘东瓯越王’。拙著东瓯古史讨论文章中就存在这一情况。”接着就板起脸孔训人:“令我十分惊异,周文(按:指《东瓯永宁本台州考——与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东瓯永宁观”商榷》一文)不管拙著的《前言》(按:实为《自序》)声明,却把无关讨论主题的此事用大量篇幅列为‘三误’(误解文献、误传史实、误导后人)之一。”最后词严句厉地质问我:“人家早已声明,你却视而不提,还大费笔墨,不知用意何在?”

      我指出胡先生“误解文献《越绝书·佚文》”所犯最低级的谬误,不仅是“东瓯,越王所立也”的句读谬误,而更为重要的谬误是“错把南京作温州”!

      钱培名札记本《越绝书》。在其《越绝书·札记·逸文》“东瓯”逸文下,钱氏注引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云:“秣陵上元西南七里有古越城,《越绝书》云云。”秣陵系今南京之古名。《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建置沿革》:“《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吴地,战国属越,后属楚,置金陵邑,秦改曰秣陵,属鄣郡,汉为丹阳郡地。”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0《升州·故越城》:

      “故越城,在县西南七里。《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相范蠡所筑。’今瓦官门东南,国门桥西北。又曹氏《记》云:‘在秣陵后西一十五里。昔句践平吴后,遣兵伐之,仍筑此城。去旧建康宫八里,晋初移丹阳县,自芜湖还城之南。’”

      《太平御览》卷193《居处部》卷21《城下(郭壕橹附)》:

      “《丹阳记》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始,加砖累石头。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形险固有奇势,故诸葛亮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良有之矣。’又曰:‘越城,去宫八里。案《越绝书》:则东瓯越王所立也。’”

      勾践灭吴并其地后,既要稳定吴地,又要迁都琅琊,争霸中原;当无暇顾及东南。况灭吴后,范蠡即激流勇退为“陶朱公”。何来“越相范蠡”至温州“筑城”?温州春秋城址何在?温州与南京,在刚灭吴的勾践眼中,孰重孰轻?目前温州连西汉东瓯都城故址,既无确定地点,又无都城遗址,更无东瓯故宫遗址,还奢谈什么春秋城址!

      《胡珠生集·初揭东瓯开国史的帷幕》等文章存在的“错把南京作温州”的谬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胡先生在“后胡文”中,不仅对“错把南京作温州”的谬误只字不提,知错不改,还自诩“勇于改正”;岂不汗颜乎?既然胡先生自称在《胡老先生集》的《前言》中已经发现“东瓯越王”的句读谬误,为何在《初揭东瓯开国史的帷幕》文章(含《关于东瓯古史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中不及时“勇于改正”自己“错把南京作温州”的谬误,致使谬论流传,贻害后人。已经指出你的谬误,不仅不认错,还要质问人家“意图何在”?难道这就是“温州第一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吗?难道这就是“温州第一学者”的良知吗?

      二、胡证者,东拉西扯,离题万里;胡乱证也!

      笔者在《东瓯永宁本台州考——与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东瓯永宁观”商榷》一文中指出:胡先生“误传史实”是误用静态不变的“僵化思维”来看待永宁县治的变化。其中核心是三个问题:

      一是东汉为何要设立永宁县?二是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平市坊”有“汉永宁城壕”,有何实物依据?是发现纪年城砖,还是发现“汉永宁城壕”碑刻?三是永宁县治是如何沿革发展的?

      而胡先生在“后胡文”中对上述三个关键问题不仅避而不答,还东拉西扯、离题万里地批评我有“四错”;只可惜胡老先生理穷辞屈,毫无半点文献和考古依据来支撑所批评的“四错”。不过信口雌黄而已,悲乎哉!

      既然你回答不了,看来还要我台州人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东汉为何要设立永宁县?

      要了解永宁县在台州或温州,关键是首先要了解东汉为何要建立永宁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加强治安管理的需要。据《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载:“阳嘉元年(132)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民国]台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二《大事略一》载:“(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二月,海贼曾旌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下引《三国志·虞翻传》裴松之注云:“(会稽郡)东部都尉是时治章安。”因为曾旌起义主要发生在今台州温(岭)黄(岩)平原和宁波宁绍平原一带,为加强台州及浙东南沿海的统治,东汉永和三年(138),遂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

      “永宁”是吉祥语,反映了东汉王朝希望“东瓯永宁”的期望心态。因从秦末东瓯王摇率兵灭秦,又“佐汉灭楚”,又追随吴王濞参与“七国之乱”,又受西汉王朝收买,诱杀吴王濞;又与闽越国多次反复较量,故汉武帝感慨东瓯人与闽越人,既“悍”又“数反复”,故两次迁徙东越人,“遂虚东越地(《史记·东越列传》)”。在台州曾旌起义后的六年,在东瓯旧地设置永宁县,当然希望从此“东瓯永宁”;这就是永宁设县的缘由。

      东瓯乡因原东瓯国内迁江淮后,因人口锐减为乡。既然为了加强台州东南沿海的行政管理,那东瓯乡也自然在台州温黄平原。从历史文献、文物考古与地名学视角分析,永宁县设治,当在温岭大溪东瓯古城。

      《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所载朱育答濮阳侯兴语:汉武帝“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会稽郡),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可见汉武帝在除灭东越(包括东瓯与闽越地)后,即以东瓯古城为会稽东部都尉治所,后来才徙会稽东部都尉治于西汉的回浦县,也即东汉的章安县。

      南朝裴骃(裴松之子)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注《史记·东越列传》“都东瓯”时,分别引三国东吴韦昭、晋代郭璞、徐广等注释云“临海永宁即东瓯(见《史记三家注》)”。当时临海与永嘉尚未分郡,“临海永宁”还在台州温黄平原;故唐张守节在注《史记正义·越王勾践世家》越国子孙“滨于江南海上”时指出:即“今台州临海县是也(按:指黄岩未设县之前的临海县)”。又在注《史记正义·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中指出:东瓯即“今台州永宁是也(时含今温岭市)”。

      因而南宋《嘉定赤城志·地里门》认为:“黄岩县,本汉永宁县。”其《辩误门》又载:“黄岩本古之永宁县,今考其地曰乡、曰江、曰驿、曰山,皆名永宁。又《瑞岩寺住持碑》并古碑后序、《资福院佛殿碑》皆曰‘台(州)之永宁县’,存本名也……黄岩虽古永宁,而古永宁地广,今之永嘉、乐清皆其地也。”

      明温州乐清籍学者章纶在《新建太平县治记》(载《章纶集·补遗》;线装书局,2009年11月版)中指出:“天下有县治,治之始也……台之属邑曰黄岩,本汉之永宁县;至唐更名黄岩,元升为州,国朝仍以为县。所生之人多聪明、好读书、知礼义,科第仕宦,绳绳接踵,恒甲于他邑。”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六载:“汉东瓯国,《晏公类要》:东瓯居海中,今临海永宁县也。《黄岩县志》:黄岩本东瓯地。《万历宁海县志》:汉立闽君摇为王,置东瓯国。后国徙,乃以其地为回浦,是为东部都尉。”

      由此可见:东汉永宁县设治必在台州的温黄平原,而非温州的温瑞平原。原因很简单:是台州温黄平原爆发了“曾旌起义”,攻城略地,严重威胁了浙东南沿海的治安。因此在台州“曾旌起义”后六年,在其起义原地台州温黄平原设立永宁县,以加强治安管理,也在情理之中。而当时的温州还处于默默无闻待开发的“处女地”,总不会把东汉永宁县设立到与台州曾旌起义毫不相干的温州温瑞平原去吧。这是统治者的基本常识!正因为汉永宁县初治温黄平原,故唐上元二年(675)在温黄平原复置永宁县,直到天授元年(690)才改名黄岩。否则何须在温黄平原复置永宁县?不知“温州第一学者”胡先生能否准确回答东汉为何要设立永宁县这个关键问题?

      第二,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平市坊”有“汉永宁城壕”,有何实物依据?是发现纪年城砖,还是发现“汉永宁城壕”碑刻?

      胡先生在“后胡文”中不仅没有回答上述问题,反而东拉西扯、离题万里地罗列了三个所谓的“铁证”,并批驳我“自打嘴巴”!

      “后胡文”中的三个所谓的“铁证”是:

      一是明《[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记载,自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分章安县东瓯乡设立永宁县至东晋太宁元年(323),县治一直在温州永宁,“(温)峤(岭)南即今温州”;跟峤北台州无涉。

      二是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六《坊门》记载“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接着罗列了一大串(约七百余字)与此主题离题万里的坊市名称。

      三是因明《[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卷二《公署》、卷六《邑里》记载永嘉县治与永宁县治,“新城与旧城”、“江南与江北”相互矛盾,幸亏卷六《坊门》有“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之记载,才“圆满解决”了这一矛盾。

      对比胡先生的“胡三证”,与上述所问主题毫不相干,永宁县从东汉永和三年(138)

      设县,到明弘治十六年(1503),王瓒、蔡芳仅用六个月非常仓促编成的《[弘治]温州府志》,时间长度跨越1365年,经历了1365年的历史沧桑,《[弘治]温州府志》居然还记载了“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言之凿凿的“无稽之谈”!

      《[弘治]温州府志》既无法证明有何依据,是考古发现吗?没有说!是发现“汉永宁县纪年城砖”吗?没有说!是发现“汉永宁县城壕碑记”吗?没有说!

      一边在《[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卷二《公署》、卷六《邑里》记载永嘉县治与永宁县治,“新城与旧城”、“江南与江北”相互矛盾;一边又有“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之记载。这《[弘治]温州府志》岂非“自打嘴巴”吗?!但胡老先生千万不能“自打嘴巴”呵!

      温州市区并无汉代文物发现,已经发现最早的仅仅是遗长百米的东晋郡城残垣,又何来“汉永宁城壕”?胡先生既无法厘清永嘉县治与永宁县治,“新城与旧城”、“江南与江北”的相互矛盾;又无法拿出“汉永宁县纪年城砖”,“汉永宁县城壕碑记”等实物,凭什么放出“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的豪言?!这足以证明温州王瓒、蔡芳编志有“造假”之风!正因为王瓒、蔡芳“平市坊,汉永宁县城壕在此”的记载太荒诞,故后之《[嘉靖]温州府志》、《[万历]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三种府志都摈弃不录。《[光绪]永嘉县志》卷之三《建置一》中录有“平市坊,今曰万岁里。”也摈弃不录“汉永宁县城壕在此”的谰言!想不到胡先生不仅“以假为宝”,反而以假证假,以致谬误后人,胡老先生孽莫大焉!这种东拉西扯、无稽之谈的“胡证”可以休矣!

      第三。永宁县治是如何沿革发展的?历史是发展的,沿革是变动的,可是胡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僵化思维来对待汉永宁县治的历史沿革,这种“千年不变”的静止僵化的历史观,既不符合“物质是运动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符合“沧海桑田”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因而是极端错误的。至于永宁县治是如何沿革发展,本人在《东瓯永宁本台州考——与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东瓯永宁观”商榷》一文中已有详细阐述,胡先生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反驳,故不赘评!

      三、胡辩者,罔顾事实,无据强辩;胡乱辩也!

      通观胡先生之“前后胡文”,能称其“胡辩”者,比比皆是。最著者当数“水出宁山”、“瓯浦即瓯水”、之“胡辩”。

      第一,“水出宁山”之“胡辩”。

      “(瓯)水出永宁山”,还是“水出宁山”这个问题,经过摆史实、溯源流、讲道理的商榷后,我认为胡先生总该收敛些了吧。谁知“后胡文”毫不讲理,进行了罔顾事实、无据强辩的胡辩。所以不得不再行辨析。

      到底是“(瓯)水出永宁山”,还是“水出宁山”?

      胡先生“前胡文”称:“由于南宋《路史》远远迟于唐《初学记》,证明原始本子是‘水出宁山’,不是‘水出永宁山’。”并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后胡文”又引汉桑钦《水经》137条水道,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述1350多条水道为例,认为“水是我国古代河流的通称,有山才有水”;来佐证所谓的瓯水!

      首先请教胡先生,“后胡文”引述郦道元《水经注》所述1350多条水道的数据从何而来?

      据侯仁之先生在《水经注》选释前言中,据《唐六典》谓《水经》一书,记述中国河流水道,共计137 条。到了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书(《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这一说法为以后各种出版物和辞书所沿用。如1963年修订本《辞海》;翟忠义《中国古代地理学家及旅行家》;《辞海》中国地理分册;陆心贤、罗祖龙、罗家梁合编《地学史话》;斯维玉《史学常谈》等均采用此说,说《水经注》共载大小水道1252条。

      又赵永复在《〈水经注〉究竟记述多少条水》(载《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11月)一文中说,《水经注》记述水道数目,《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员外郎条注云:“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按:郦道元字)注《水经》,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此说一出,1000多年来遂成定论……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实得2596(条)。不知你是否点核过《水经注》中水道的条数?

      其次,不知胡先生是否查核过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原文?

      胡先生认为:“《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是历史最为原始吗?胡老先生又违背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按新闻术语来说,胡先生实为十足的“客里空”。陈毅元帅曾告诫子女,切勿成为“客里空”:“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陈毅:《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诗)。”我看胡先生就是位“客里空”。自己不查原著,就信口雌黄,板脸训人。其实唐徐坚《初学记》并非最早引用《永嘉记》,最早引用《永嘉记》是南北朝时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所引《永嘉记》之文,并非“瓯水”之内容。所引《永嘉记》条文内容是:“【鱼下龙升】郑缉之《永嘉记》曰:怀化县有蒋公湖。父老传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五所引条文内容是“永嘉八辈蚕”。上述两条均与所谓“瓯水”无关。此类谬误,不知胡老先生承认否?

      复次,是“(瓯)水出永宁山”,还是“水出宁山”?

      胡先生认为:《史记索隐·东越列传》所引“《永嘉记》是比较原始的本子,作‘水出宁山’;孙诒让所依据的是较后的本子,作‘水出永宁山’。”指出“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第十一目‘瓯水’条‘宁山’上多‘永’字”;胡竟蔑称其“瓯水盖今楠溪”的结论是“纯属主观臆测”!

      这主要是胡先生为佐证其“东瓯王故城在瓯浦”的观点,因瓯浦在瓯江南岸,而所谓的“瓯水”因“水出永宁山”的永宁山在瓯江北岸,胡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弄虚作假,炮制出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宁山”来胡辩。我们看看永宁山是在瓯江北,还是在瓯江南?

      先看国志与省志 《明一统志》卷四十八载:“永宁山,在(温州)府城北,相传梁陶弘景栖遁处。”《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五载:“永宁山在永嘉县北八里,一名北山,郡之主山也。”《浙江通志》卷二十载:“永宁山,旧《浙江通志》一名北山。在江北,郡之主山也。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

      次看府志与县志 《[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载:“北山(按:永宁山之别名),在大江北,州之主山也。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山川》载:“北山,去城十里,在江北,郡之主山也。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舆地上》载:“永宁山,一名北山,在江北,郡之主山也。”《[光绪]永嘉县志》卷一《舆地叙山》载:“永宁山,在城北八里,一名北山,在江北,郡之主山也。陶弘景隐居于此。”

      由上可见:“水出永宁山”的永宁山,无论是国志与省志,还是府志与县志,均异口同声认为永宁山在瓯江北岸。查阅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均查不到胡先生所说“宁山”的山名,这是胡先生非常典型的胡辩!

      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在《永嘉郡记》(校集本)中认为:“水出永宁山”的“瓯水盖今楠溪”。而胡老先生则斥为“纯属主观臆测”,提出“瓯浦即瓯水”的伪命题。这个伪命题纯属毫无文献依据的“无稽之谈”!如果说“瓯浦即瓯水”,作为晚清国学大师的孙诒让也是温州瑞安人,《[光绪]永嘉县志》的总纂之一,对温州的了解,总不比你少吧?孙诒让怎么就没发现“瓯浦即瓯水”呢?

      孙诒让著作等身,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学术著作,还校补过《东瓯金石志》,总纂过《[光绪]永嘉县志》;而你仅仅《温州近代史》、《清代洪门史》这点“胡学”水平(也编注过些古籍),与孙诒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在国学大师面前,你还有何“底气”蔑视孙诒让,竟蔑称孙诒让“瓯水盖今楠溪”为“纯属主观臆测”!这不是非常典型的“胡辩”吗?!

      四、胡言者,弄假成真,胡言乱语者也!

      弄假成真者,指历史与传说不分,硬把传说当历史。为把传说当历史而不惜胡言乱语,也就是“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的戈倍尔定律。《胡珠生集》中《郭璞永嘉卜城史实不容否定——与侯百朋先生商榷》(简称“胡史考”)、《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考》(简称“胡守考”)这两篇文章就充分体现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的戈倍尔定律,下分而述之。

      (一)郭璞永嘉卜城说

      先是胡珠生在2001 年6 月1 日《温州日报》副刊发表《白鹿建城第一功——郭璞来温考略》,把永嘉郡筑城的第一功记在郭璞身上。对此,《温州市志》副主编侯百朋先生在2002年第五期《温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一文(下简称《质疑》),认为“在有关温州的正式文字记载里,则不应将传说作为史实加以记述。《温州市志》不载此事,以示否定。”质疑胡珠生言之似甚凿凿,因而有所议焉。紧接着胡珠生在2003 年《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史实不容否定——与侯百朋先生商榷》一文(下简称“胡史考”),对否定流传近1700 年之久的郭璞卜筑永嘉郡城的旧说甚为惊异,认为侯百朋先生质疑主要根据建立在对史籍的曲解之上,而又果于擅翻旧案,不容浅见寡识者轻率处理。是侯百朋先生“浅见寡识”,还是胡珠生弄假成真?

      通观二文,笔者认为:侯百朋先生《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追根溯源,实事求是,不把传说当信史,坚持了历史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具备了一个史学家应有的史德与史识,体现了传统的永嘉实学学风,难能可贵。而胡珠生与之相比远矣!胡言乱语,弄假成真,谬误叠出,不仅蛊惑当前,而且贻害后人。其“郭璞永嘉郡卜城说”之胡言有二:

      一是胡言传说为信史。通观《晋书》卷七十二《郭璞传》及相关史料,无一记载郭璞曾至永嘉卜城。侯先生在《质疑》中从晋书本传及相关史料、地理方志、诗文等的依据,追溯了郭璞永嘉卜城、白鹿衔花传说的来龙去脉,史料详实,论证有力,令人信服。而“胡史考”则罔顾事实,强词夺理,且霸气凌人,反诬别人“浅见寡识”,实在有失风范。

      其实郭璞丧母“未期”,被王敦“起为记室参军”的时间,《晋书·郭璞传》与《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记载有所差异。《晋书·郭璞传》载:“其后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是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有美名,为敦所重,未几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几而敦作难。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而荧惑守房。璞时休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文多不载。”而《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晋纪十四》载:“永昌元年(322)壬午,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己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璞哭之极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

      两者相较:《晋书·郭璞传》记载是晋元帝于永昌元年(322)闰十一月己丑驾崩,翌年三月改元太元元年(323);是时郭璞为母丁忧“未期”。可知郭璞母卒于永昌元年(322)正月或二月间,任记室参军当在太元元年(323)三四月间。而《资治通鉴》卷九十二《晋纪十四》载: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郭璞为“记室参军”。并“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那郭璞丧母应在太兴四年(321)上半年。山西师范大学聂恩彦先生在《郭弘农集校注》中认为:“郭璞母是晋元帝太兴四年(321)的下半年去世的,葬于暨阳。即今江苏省江阴县东南长寿镇。埋葬在这里的还有郭璞的两个哥哥,惜不知其名。但据此可推知(《题墓诗》)这首诗作于太兴四年(《郭弘农集校注》P.312)。”这一点侯、胡二先生在文中均未提及,记室参军的官阶虽然不高,但作用却比较重要。如曹魏时陈琳、阮瑀,东吴宗室孙惠等,均是一时名士。民国版《辞源》载:“[记室],官名,东汉置。诸王三公及大将军都设有记室令史,掌章表书记文檄。后代因之,或称记室督、记室参军等。元后废。《三国志·陈琳传》:“太祖(曹操)并(陈)琳(阮)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为。”《三国志》《吴书》卷五一《宗室传·孙贲传附子邻传》载:“(孙)惠以书干(东海王)越,诡其姓名,自称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辞义甚美。越省其书,牓题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见,越即以(孙惠)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疏,豫参谋议。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辞旨。”由此可知“记室参军”为当世名士所任,一般不离“领导左右”。笔者认为:郭璞任“记室参军”的时间,当以《资治通鉴》所记永昌元年(322)正月为是。因为《资治通鉴》所记郭璞任“记室参军”任职时间的年月都比较明确。那时永嘉郡尚未设郡,还在临海郡辖境内。你的“胡史考”中竟胡言郭璞于太宁元年上半年来永嘉郡相地卜城,“既是本行,兼可得报酬,更无碍丧制”。报酬是你给的啊,给了多少啊?“无碍丧制”是你说了算啊!正因为郭璞与王敦极度离心,王敦才以“记室参军”为名,行“拘录人士”之实;以致后来被杀。你一边高度评介郭璞对温州的历史作用,不惜把传说当历史;一边还又恶搞古人,说些“兼可得报酬,更无碍丧制”的走穴昏话!

      二是胡言胡编郭璞赴永嘉卜城路线图。“胡史考”文中给胡编了“郭璞赴永嘉卜城路线图”:“郭璞永嘉郡卜城之行应在母死卜葬地后的323年上半年内,他是从暨阳动身经浙东、临海、乐成到永嘉郡的……参以《晋书郭璞传》所说的‘(郭)璞中兴初行径越城(今绍兴)’,已距永嘉郡不远,并和乐清郭路村方向相合。”胡先生真不愧“胡言”高手,胡编的“天衣无缝”!且不说这个路线图如何,这“越城”果真是今天的绍兴吗?胡老先生又重犯“胡言高烧”老毛病了!是不是今绍兴,让你看看史籍是如何记载的:

      《晋书》卷六《明帝》载:“(太宁二年)秋七月壬申朔,(王)敦遣其兄含及钱凤、周抚、邓岳等水陆五万,至于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朱雀桁以挫其锋。帝躬率六军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钟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王敦愤惋而死。”

      《资治通鉴》卷九十三《晋纪十五》载:“(晋明)帝帅诸军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帅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越城(胡三省原注:越城在秦淮(河)南),大破之。”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一》载:“越城在(秣陵)县南六里,本东瓯越王所立也。吴王濞败,先趋此城,后保丹徒。郭璞行于途中,赠白衣人袴褶,亦此城也。”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载:“故越城在(秣陵)县西南七里。《越絶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今瓦官门东南,国门桥西北。”

      《明一统志》卷六《南京》载:“越城在城南六里,本东瓯越王所立。《金陵故事》:‘范蠡佐越灭吴,欲图霸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张威势。’今存遗址,人呼为‘越台’。”

      《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一《江宁府二》载:“越城在江宁县南。晋至(太)宁二年,王敦遣王含、钱凤,奄至南岸。温峤遣段秀乗夜渡水,战于越城,大破之。”同书同卷又载:“义熙六年,卢循至,蔡洲、刘裕修治越城,使王仲德屯守。梁天监七年,作国门于越城南。《寰宇记》:故越城在江宁县西南七里,越相范蠡所筑。在今瓦官寺东南,国门桥西北。《建康志》:古越城,一名范蠡城。《图经》云:在秣陵县长干里,今江宁县尉廨后。遗址犹在,俗呼为越台。《通志》在聚寳门外,报恩寺西。”

      越城,南京城的古称,南京建城史的开端。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令范蠡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这是在南京建造最早的一座城池,史称“越城”。它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古城。因此,南京城的历史一般从越城的兴建算起。胡先生请好好看看,越城是不是你所谓的“今绍兴”!这与批你误解文献《越绝书·佚文》的“越城”同样在今南京,在“前胡文”中你不仅犯了“东瓯,越王所立也”最低级的句读谬误,主要是“错把南京作温州”;这回“胡史考”又“错把南京作绍兴”!

      至于温州市的郭公山与郭路村都是民间传说的遗存,并非真正的信史!温州有郭公山,其它地方也有:《明一统志》卷四十载:“郭公山,在安吉州西北一十里,晋郭文尝居此山故名。”《浙江通志》卷十《杭州府下》载:“由拳山,《咸淳临安志》:在县西南三十六里,高一百八十丈,周回一十五里。按《搜神记》:由拳即嘉兴县名,吴大帝时郭暨猷自由拳来隐居于此。《郡国志》:余杭有山一名由拳,旁有由拳村。晋书郭文隐此,又名郭公山。”同书卷十二《湖州府》又载:“郭公山,《吴兴掌故》:在州西北一十里,晋郭文居此山,偶见一虎张口向文若求救者,文视其喉中有横骨,探去之后,虎啣鹿以报云。”同书卷十七《金华府》又载:“铁岩山,《嘉靖浙江通志》在县东二十里,俗名郭公山。高峻峭拔,山半有水帘,下垂数十丈;山顶旷土几百亩,有三坞一潭。”杭州、湖州、金华等地均有郭公山,并非你温州独有,你又牛啥呢?

      你在《[弘治]温州府志·前言》中称:“(《[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引《绍熙旧谱》:‘俗传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极为珍贵。”不知“极为珍贵”什么?如果是传说尚可,也谈不上“极为珍贵”。如果是历史,那还有什么好“极为珍贵”?既是“俗传”,那就是传说,说明《绍熙旧谱》还是实事求是的,“极为珍贵”的就是其实事求是的精神!温州有吹台乡、吹台山、玉箫山等地名,均因仙人王子晋而得名,是否王子晋也到过温州啊?你无视《绍熙旧谱》“俗传”二字,竟作为郭璞到温州卜城“极为珍贵”的信史,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你在《前言》还说:“《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梅屿’云:‘汉梅福隐处,见《永宁编》。’而卷三《山》有两条,永嘉‘石柜山’引《嘉定旧编》:‘旧传:昔黄帝缄玉版篆册于此。’乐清‘雁荡山’引《嘉定旧编》达二百五十字。《岐海琐谈》卷八所录《绍定旧编》‘东瓯王冢五处’,亦为珍贵史料。”汉梅福有何时隐于你温州啦?黄帝又什么时候在你温州“缄玉版篆册”啦?你温州东瓯王冢有五处,那一处是真的王墓啊?!现存所谓温州的“东瓯王墓”,按温州市文物原处长蔡钢铁先生所说,也无非是一个纪念性质的“纪念冢”而已!这些传说“亦为珍贵的史料”,真是荒唐胡言之极!

      关于郭璞永嘉卜城传说,我非常赞赏温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目录学家潘猛补先生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辨》中所说的“郭璞永嘉郡卜城的传说,把这作为史实,准备发掘和利用这一名人资源,在温州打造郭璞文化,会让郭璞不知所措、不得安宁,也许会在人们的争抢拉搡中哀叹:活人们,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在哪里卜过城噢(潘先生此文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9a2c6901017fxu.html)!”建议你不妨好好看看这篇力作!

      (二)王羲之任永嘉郡守说

      《胡珠生集》中的《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考》(下简称“胡守考”)一文分“王羲之守永史实”、“王羲之守永政绩”、“王羲之守永遗迹”三部分。通观全文,无一处是史实,倒像是“稗史”,故为“稗贩之学”!在第一部分“王羲之守永史实”中,罗列了“出守永嘉、庭列五马”、“郡守王羲之造访张文君”、“王府君遣人掘紫石英”、“王右军游恶溪道题石”四个所谓的“史实”。最后胡编了一个王羲之任永嘉郡守的时间为永和三年(347)。胡先生一不言正史,二不讲原著。但最擅长“变脸”,就是善于把“稗史”变“信史”;把“传说”变“历史”!在几个所谓“史实”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的“史实”!

      一是以“风俗传闻”的《古今风俗通》为依据来佐证王羲之出守永嘉。

      “胡守考”中罗列最早的“史实”依据是“即不晚于唐武德五年(622)”的《古今风俗通》载:“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古今风俗通》书已佚,而见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本)卷十九《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五马旧曽谙小径”;苏(引注)曰:“《古今风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鞚之。故永嘉有五马坊焉。’”这就是“胡守考”中作为王羲之出守永嘉“信史”的依据。

      “胡守考”还引唐敬宗(825——827)时温州刺史张友新《咏百里坊》诗“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北宋绍圣二年(1095)任温州知州的台州人杨蟠(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人)《咏五马坊》诗“相传有五马,曾此列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为证。“胡守考”认为:从“张友新、杨蟠诸诗内涵,可知《古今风俗通》实其本源。查该书著作年代不明,亦不见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艺文志。但从张友新引用来看,绝不会晚于唐敬宗以前;从文中两见‘永嘉’,显为‘永嘉郡’时之作。查唐天宝元年(742)曾改温州为永嘉郡,但为时仅16年,殊不足取。故不能晚于永嘉郡改称东嘉州以后,亦即不能晚于唐初武德五年(622)。鉴于《古今风俗通》著作年代较早,但已明确记载王羲之(字逸少)‘出守永嘉’,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是否定不了的。”

      初看“胡守考”言之凿凿,但经不起查考。第一,《古今风俗通》究竟是何人何时所作,至今仍无法查考,谁也说不清楚。经《廿五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史料全文检索,查无此书。胡先生竟一边胡推“绝不会晚于唐敬宗以前”;一边又胡测“亦即不能晚于唐初武德五年(622)”。其实温州“五马坊”最早亦见于绍圣二年(1095)任温州知州的台州人杨蟠《咏五马坊》诗,他在温州任上,待民如子,“定城中三十六坊”。其中就有“五马坊”。《古今风俗通》称“故永嘉有五马坊焉”;永嘉为温州晋郡名,为温州统称。永嘉学派中的周行己、林石、许景衡、陈傅良等均为温州瑞安人,亦统称“永嘉学派”;而不称“温州学派”或“瑞安学派”,就是明证。而你竟毫无根据的胡扯什么“绝不会晚于唐敬宗以前”、“亦即不能晚于唐初武德五年(622)”。唐《元和郡县志》“五马坊”无载,你也拿不出什么信史依据来证明唐代温州有“五马坊”之名。张友新是《咏百里坊》,并非是《咏五马坊》。 就是你校注的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坊门》:“五马坊,晋守王羲之庭列五马,出则鞚之,自州前街过次,故名。”并未记载唐代就有“五马坊”,这就足以唐代温州并无“五马坊”之名。倒是你把“出则鞚之”,谬为“出则鞭之”。从唐《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元丰九域志》、《舆地广志》等史籍均无“五马坊”之名。直至南宋祝穆《舆地纪胜》才出现,这说明《古今风俗通》绝不会作于唐代。

      第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的苏氏注,这个苏氏究竟是谁,你也搞不清楚。而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在《注杜诗略例》中对杜诗注家的造假学风进行严厉的抨击:“杜诗昔号千家注,今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注家错缪,不可悉数,略举数端,以资隅反。”他列举杜诗注家有“伪托古人、伪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顚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里、妄系谱牒”九大造假学风。其中“伪托古人”、“伪造故事”与“傅会前史”的造假现象是直接针对“伪苏注”和所谓“王羲之出守永嘉”的:

      第一“伪托古人。世所传伪苏注,即宋人《东坡事实》;朱文公云:‘闽中郑昂,伪为之也。’宋人注太白诗,即引伪杜注以注李。而类书多误,引为故实。如《赠李白诗》‘何当拾瑶草’,注载《东方朔与友人书》;元人编《真仙通鉴》,本朝人编《赤牍书记》并载入矣,洪(适)容斋谓疑误后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遗》,唐无此书,亦出诸人伪撰。” 第二“伪造故事。本无是事,反用杜诗见句增减为文,傅以前人之事,如伪苏注碧山学士之为张襃,一钱看囊之为阮孚,昏黑上头之为常琮是也。蜀人师古注九可恨,王翰卜邻,则造杜华母命华与翰卜邻之事,焦遂五斗,则造焦遂口吃醉后雄谭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误弘多。”第三“傅会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真伪杂互。如王羲之未尝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马;向秀在朝本不任职,而曰继杜预镇荆。此类如盲人瞽说,不知何所来自,而注家犹传之。”

      清学者吴江朱鹤龄在《愚菴小集》卷十《与李太史论杜注书》中对杜诗注家的“五马注”也作了批判:“杜诗注则错出无伦,未有为之剪截而整齐之者,所以识者不能无深憾也……人生五马贵,五马虽无的证,然《古乐府》:‘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可证太守五马,汉时已有之。今却引宋人《五色线集》北齐柳元伯事。此何异流俗类书,所收王羲之为永嘉太守,庭列五马乎!”

      张友新《咏百里坊》诗中的“五马”未必是确指王羲之。因为“五马”是太守的代称,汉已有之。《古乐府·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谢灵运曾为永嘉太守,常以“五马自随”。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七十三::“宋谢灵运为永嘉太守,以五马自随,立五马亭。”宋彭乘《墨客挥犀》卷四:“世谓太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旟,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故云。’后见庞几先朝奉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増一马,事见《汉官仪》也。’”即使是杨蟠《咏五马坊》诗:“相传有五马,曾此列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虽然是指王羲之,但也实事求是的指出这是王羲之“相传有五马”的“五马故事”;而你却对“相传”又视而不见,却以“伪苏注”所引的根本无法查核的《古今风俗通》所说的“五马故事”,作为王羲之出任永嘉太守的“信史”,这不是典型的“稗贩之学”吗?!

      二是伪造历史证据来佐证王羲之出守永嘉。

      这主要表现在胡珠生先生伪造所谓《太平寰宇记》卷99郡守王羲之造访“张文君”条上。“胡守考”云:“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9“张文君”条:‘永嘉人,隐丹霞山,郡守王羲之造访,遁入竹林不见。’查四库本《太平寰宇记》卷99《温州》所载乐清只有两条:一是乐清县的历史沿革:“乐清县东北一百二十四里,今六乡。晋元康三年,分永宁县置乐城县。陈代废入永嘉县。载初元年又置之,今为乐清县。”二是记载“芙蓉山”:“芙蓉山,去瞿口五十里,西南上三峯,有四耸石,并高三四尺,森然如芙蓉,红赤相映,因以为名。”“胡守考”所谓《太平寰宇记》卷99所载郡守王羲之造访“张文君”。根本无此记载,《宋本太平寰宇记》卷99《温州》亦无此记载。纯系胡珠生伪造。胡先生在伪造郡守王羲之造访“张文君”后,又采取“嫁接拼凑”手法,引《太平御览》卷963《苦竹》条:“《永嘉郡記》曰:‘乐成县民张荐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荐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胡守考”引《太平御览》卷963《苦竹》条之目的,就是妄图将“郡守王羲之”与“王右军”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郭璞与王羲之不同。郭璞从未到过永嘉,而王羲之则游历过永嘉。王羲之于永和七年(351)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此后才有“王右军”之称。如按胡先生说王羲之任永嘉太守在永和三年(347),那应是“王使君访张荐”;时王羲之未任右军将军,又何来“王右军访张荐”之称?!永和十一年(355)三月初九,在父母墓前郑重宣布,告誓辞官,绝禄退隐:“自今以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儿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这就是王羲之著名的《告誓文》。“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王羲之辞官后,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曾撰有《游四郡记》,可惜已佚。四郡者,会稽郡(今绍兴)、临海郡(今台州)、永嘉郡(今温州)、东阳郡(今金华)也。即使有王羲之访张荐之史实,也应是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以后游四郡之时,此即为《永嘉郡记》所说“王右军访张荐”。故绝不存在永和三年(347)就有“王右军访张荐”!

      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本)》中认为:“万历《温州府志》载晋永嘉太守有王羲之,而《晋书》本传无其事。又本传载羲之自会稽内史去官后,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与此《记》可互证。《艺文类聚》八十八又引羲之《游四郡记》,永嘉当即四郡之一,盖在罢会稽内史之后矣。”孙诒让以《永嘉郡记》与《晋书》的《王羲之传》相互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王羲之游永嘉应当在其罢会稽内史之后,也就是永和十一年(355)之后。

      王羲之《游四郡记》已佚,目前尚存二条佚文:一是《艺文类聚》八十八引王羲之《游四郡记》曰:“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二是南宋《嘉定赤城志·山水门二·王城山》引王羲之《游四郡记》:“临海(郡)南界有方城山,绝巘壁立,越王失国,尝保此山。”“松门”与“方城山”即是今台州温岭市的松门镇和大溪镇的方山,当时永宁县时属永嘉郡,临海郡方城山,当时属临海县。这两条佚文与“王右军访张荐”“王右军恶溪题书突星濑”等记载,足以佐证王羲之不是郡守,而是以游客身份游历会稽、临海、永嘉、东阳四郡的。

      温州学者、《东瓯逸事汇录》(系《温州文献丛书》之一)编注者陈瑞赞先生在2010年4月25日《温州日报》上发表《王羲之:太守还是游客?》一文中指出:“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孙诒让的推断还是有道理的。《艺文类聚》是唐代欧阳询所编的大型类书,该书曾引录王羲之《游四郡记》的一条记载:‘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在东晋时,永宁县是永嘉郡所领五县之一。王羲之把在永宁县看到的景物写入游记中,看来他当年确实是以游客的身份来到永嘉的。”而胡先生竟为一说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伪造《太平寰宇记》“郡守王羲之访张荐”的“历史证据”来诓骗世人,这就彻底丧失了所谓“温州第一学者”的道德底线!

      三是胡编王羲之永嘉郡守的任职时间。

      目前中国史学界研究王羲之传记的专著有两部:一是江苏美术出版社编审郭廉夫先生所著的《王羲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二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雒三桂先生所著的《王羲之评传》(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版);这两部《王羲之评传》代表了当前学界王羲之传记研究的最高水平。胡珠生先生的“胡守考”认为:“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晋书》卷8《穆帝纪》载明在永和二年(346)三月。同年正月,同书又说明‘丙寅大赦’。因此谢毅赦后杀人,被收送廷尉,永嘉太守空缺。羲之和殷浩均曾在征西将军庾冰幕府任过职,彼此相契,相互规劝,羲之任护军将军是在殷浩劝说后拜受的,现在羲之急于外任郡守,永嘉作为以山水著称的小郡,于公于私都属相宜,也很快成为现实……从建康到永嘉郡守,正是(王羲之)第一次渡过浙江(钱塘江);时间当在永和三年(347)。”

      “胡守考”认为:殷浩在永和二年三月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是年正月大赦后,因永嘉太守谢毅赦后杀人,被收廷尉。永嘉太守正好出缺,又因王羲之与殷浩是好友,王羲之急求外任,故于永和三年出任永嘉太守。初看胡编的“相当圆润”,但史实与研究正好相反。

      首先,殷浩并非永和二年三月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虽然《晋书》卷8《穆帝纪》记载永和二年(346)“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及谟并辅政。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但查《晋书》卷七七《殷浩传》云:“卫将军褚裒荐浩,征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浩上疏陈让,并致牋于简文(按:即会稽王司马昱),具自申叙。简文答之曰:‘属当厄运,危弊理尽,诚赖时有其才,不复远求版筑。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紘领不振,晋网不纲,愿蹈东海,复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弘思之,静算之,亦将有以深鉴可否。望必废本怀,率群情也。’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由此可知,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自是年三月一直推辞到七月才上任。

      本传又载:“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羡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

      从殷浩本传记载看:永和二年(346)七月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后不久, 就“会遭父忧,去职服阕”,至永和四年(348)八月前才“复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皇帝永和四年》载:“秋,八月……温既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是与温寝相疑贰。浩以征北长史荀羡、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羡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羡,蕤之弟;羲之,导之从子也。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温构隙,浩不从。”

      从中可以看出“胡守考”三大谬误:一是殷浩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是永和二年七月,而非三月;二是王羲之是以“前江州刺史”身份新任“护军将军”,而非莫须有的“前永嘉太守”身份而新任“护军将军”;三是殷浩收永嘉太守谢毅付廷尉,当在永和二年七月后,不久因丁父忧去职。永嘉太守出缺,永和三年(347),殷浩还在丁父忧中;又何来王羲之急于求外任,出任永嘉太守。这全是胡言乱语!

      其次,王羲之苦求出守外郡,是永和六年(348)年后,并非是永和二年(346)。

      郭廉夫先生《王羲之评传·第一章·生平概述》中认为:王羲之因“护军之职务流动性很大,有时去江州,有时到吴国(苏、浙),经常疲于奔命”。故永和六年(350),王羲之“苦求宣城郡,朝廷没答应他的请求;后为右军(将军),会稽郡内史。”也就是永和七年(351),王羲之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本传载:“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是永和四年(348)在殷浩一再劝说下才任护军将军。这说明王羲之外任郡守起码是在永和五年之后,因为王羲之刚刚于永和四年(348)任护军将军,起码也得一年后,才能苦求外任。再说王羲之的苦求外任之目很明确,就是“宣城郡”,并非是“胡守考”所云的“永嘉郡”。这是在王羲之本传中惟一有记载的一次“苦求”,又何来“苦求外任”而出守永嘉郡!《晋王羲之集》中惟一提及“永嘉”的《方回帖》云:“方回(按:郗愔字方回,王羲之妻弟)遂举为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许,尔者为佳。比得其书,云山海间民逃亡殊异,永嘉乃以五百户去,深可忧,深可忧!此间不乃至此。足下郡内云何?粮运日广远,恐此不弊不已(四库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十九《晋王羲之集》)。”王羲之所关注的是永嘉流民的逃亡,并非是“苦求外任”而出守永嘉郡!郭廉夫的《王羲之评传·王羲之年表》以及日本学者八幡关太郎的《王羲之年谱考》(载《河北图苑》,1991年第二期)也未提及王羲之出任永嘉郡守,故《温州市志·大事记》也并未记载王羲之出任永嘉郡守,只云王羲之游永嘉。由此足见胡珠生先生是非常典型的胡言乱语,胡编历史!

      五、胡为者,霸气凌人,蛮横无礼也!

      胡珠生先生治学不仅弄虚作假、伪造历史,而且霸气凌人、蛮横无礼!这主要体现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上。

      (一)只准自己大会攻击别人,不准别人申明学术观点

      本来学术商榷是学术研究、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一种最为常见的学术探索模式。双方本着“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平等交流”的原则,进行学术探究。没有学术商榷,就没有学术的进步。但所谓“温州第一学者”胡珠生先生,却十分霸道。2007年11月中下旬,首次瓯文化研讨会在温州召开。应温州社科联的征稿之约,在台州社科联副主席谢绍银同志的组织率领下,台州学者一行五人(台州内部也有个别学者,对东瓯在台州或温州尚有不同看法)应邀与会。会议报到当晚,会议主办方通过省方志办的颜先生找我谈话。说会议本来要安排我大会发言,因我长达5.3万字的论文《东瓯文化源流考》,其核心观点是“东瓯本台州”。与会议主题不相吻合;劝我退出大会发言。我本着“客如主便”的原则,心想主办方办会也不容易,既然主办方有为难,大会不发言也罢,故同意了大会不发言的要求。谁知道在大会发言上,胡珠生先生把自己论文《瓯、东瓯、瓯越考辨》撂在一边不说,专门指名道姓地抨击起我的“东瓯本台州”观点,说这错道那错,反正在胡珠生先生眼里这全是错!因其大会发言严重超时(已被预示多次),最后被主持大会发言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轰”下台。

      在会议考察时,正好与胡珠生先生同车。因与胡珠生先生还是初次见面,胡珠生先生听说我是周琦,就沉下脸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你的文章是从电脑上抄来的啊?”我当时看他是年已八十多岁的老者,又是初次见面,故轻松地反问了一句:“这篇文章电脑有的抄吗?”他略显尴尬接着教训说:“年轻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我一笑置之。现在,我倒记住他“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教诲”,为文力求追根溯源,言必有据。而胡珠生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

      (二)借学术商榷为名,行攻击别人之实

      2001 年6 月1 日,胡珠生先生在《温州日报》副刊发表《白鹿建城第一功——郭璞来温考略》,把永嘉郡筑城的第一功记在郭璞身上。对此,《温州市志》副主编侯百朋先生在2002年第五期《温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一文,认为“在有关温州的正式文字记载里,则不应将传说作为史实加以记述。《温州市志》不载此事,以示否定。”质疑胡珠生言之似甚凿凿,因而有所议焉。紧接着胡珠生先生在2003 年《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史实不容否定——与侯百朋先生商榷》一文,对否定流传近1700 年之久的郭璞卜筑永嘉郡城的旧说甚为惊异,认为侯百朋先生质疑主要根据建立在对史籍的曲解之上,而又果于擅翻旧案,不容浅见寡识者轻率处理。胡珠生先生不仅指责侯百朋先生“没有读通原文”,而且还“擅自删削”温峤疏文,犯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修志十议》中的“八忌”。因温州得名“瓯”与“东瓯”都来自“郭璞的认定”,怎么可以把郭璞“从温州历史上抹去呢?”最后还建议“负责编地方志的学者,认真学习《文史通义》中的论述与禁忌。见于前人载籍的传说都有一些事实的内核,即使未能确证,仍应慎重处理,历史旧案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割断。”看看胡珠生先生态度多蛮横,就知道“好为人师”,板脸训人。其实胡珠生先生就爱好将传说作信史,人家实事求是地质疑“郭璞永嘉卜城传说”,正是对温州历史和温州后人非常负责任的行为;作为“温州第一学者”的胡珠生先生应该高度评价和肯定其负责任的行为,遗憾的是胡珠生先生竟连“传说”也不让质疑。反将“传说”作“史实”,攻击人家为“浅见寡识者”!其实你自己“传说”、“信史”不分,胡编“郭璞赴温路线图”;伪造《太平寰宇记》“郡守王羲之访张荐”的“历史依据”,说明你已经彻底堕落,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道德操守,沦为可悲的温州历史“造假者”!上次胡珠生“误把南京作温州”;这次又闹出“谬将南京作绍兴”的大笑话!

      (三)突然挑起论战,事前事后均不告知

      我曾分别于2007年11月和2011年8月两次参加在温州召开的“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两次都是胡珠生先生在“唱主角”,胡珠生先生两次会议发言,都毫不客气地指名道姓抨击人家。第一次说我“千错万错”;第二次又抨击我“擅改文献”。但事实上就只指对了我的一个错,即把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的“姚氏云:瓯,水名”的“姚氏”误为清代学者姚振宗。对于此错,我不但当面认错致谢,回来改错后,又从台州专门打电话到他家告知已经改错并再次致谢。

      谁知胡珠生先生在2012年11月22日《温州日报》第十版《瓯越·土风》突然发表批驳我的文章《东瓯国都在温州——评周琦论东瓯王都城四文》,胡珠生先生登报后,尤觉不过瘾,又易名《东瓯国都城台州说的致命伤何在?》,再刊于温州图书馆刊《温州通史编纂通讯》2012年第三期上,按理说,作为“温州第一学者”的胡珠生,应该事先告知,因为这是在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发表指名道姓抨击人家的文章。谁给你“要想批谁就批谁”这么大的权力啊!胡珠生先生既事先不告知,事后更是不打招呼,连一份报纸、刊物也不寄。连做人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难道这就是“温州第一学者”的“风范”吗?

      经一个月后,我朋友告诉我有人在温州日报上发表点名“商榷”文章,问我看到没有?我后来在网上查到署名胡珠生的“商榷”文章,看后,写了一篇《东瓯永宁本台州考——与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东瓯永宁观”商榷》文章,以“误解文献、误传史实、误导后人”的“胡三误”视角,来回应胡珠生先生的“商榷”文章。文章在2012年第二、三期合刊《台州文化学刊》上,我立马寄到给胡珠生先生家里快递了数份《台州文化学刊》杂志,亦无音讯。

      约过了数月时间,胡珠生先生又写了一篇“反商榷”文章《汉代永宁县在温州——兼答东瓯王都城问》,又刊于2013年第一期《温州通史编纂通讯》。文中又板脸训我:“希望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不要杜撰‘四有王城,三无蜃都’自欺欺人的口号;不要强词夺理,自误误人,而是平心静气,实事求是讨论问题,摆出铁证,以理服人,把台州文化研究提高到的水平。如旧习未改,恕不奉陪!”“反商榷”文章刊后,亦无告知,直至卢礼阳先生寄来杂志,才方知胡先生又写了“反商榷”文章;真是无礼至极!

      我看后这篇“反商榷”文章的“后胡文”,发现胡珠生先生已经是很难改变其僵化的思维定式和虚假的治学学风,已是“痼疾难改”。故我奉劝你这位所谓的“温州第一学者”,“学无止境”,你千万不要蔑视古人,也不要轻视后人。治学正像你教诲我的“年轻人要老老实实做学问”!这话非常正确,我一定按你指示治学,但也希望你也“要老老实实做学问”!千万不能弄虚作假,伪造历史哦!温州是永嘉实学的发祥地,我衷心希望温州后人能将“心贵虚、学贵实”的永嘉实学精神发扬光大,而不是继承你胡珠生先生胡答、胡证、胡辩、胡言、胡为“五胡乱瓯”的“永嘉胡学”学风!

      最后请你看看南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9·纪遗门》中关于“东瓯故宫”遗址的最早记载:“古城,在黄岩县(明成化年间,、析黄岩置太平县,即今温岭市)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两浙东路·台州》“古城”条与《明一统志·巻47·台州府·古迹》和台州历代方志以及黄岩、温岭历代方志所载略同。

      《说文解字》:“宫,室也。”《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尔雅》卷中《释宫第五》题下郭璞注云:“按: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唯王者所居者称宫焉。”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四部丛刊本,下同)卷八《踏歌词(四首)》之二:“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唐杜牧《樊川文集别集》一卷《隋宫春》:“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爲顔色,露桃犹自恨春风。”唐黄滔《唐黄御史公文集》卷第一《馆娃宫赋》:“吴王殁地兮,吴国芜城故宫莫问兮。”由此可见,古者宫、室相通称;秦汉以来,唯王者所居者能称宫。《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故宫”条:“旧王朝宫殿,特指北京的明清故宫。”那故宫就是指“旧王朝宫殿”。《嘉定赤城志·卷39·纪遗门》中“东瓯故宫”遗址记载:“(古城中)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

      据1988年台州考古学家金祖明先生亲临今温岭大溪东瓯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后所撰论文《东海王国古史初探》(后改编名为《东瓯王国都治》,载严振非等主编的《东瓯国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版),对当时存在的“东瓯故宫遗址”有如下描述:“在古城中心偏西发现一座规模庞大的‘故宫台基’,台基面积约八千平方米,隆凸高出地面2-3米不等。故宫基础的西、南面断面上暴露出排列有规律的地下水管。排水管砌法距离每相隔一米设置一根,以台基断面为朝向,砌筑整齐规则。水管为泥质,呈灰色绳纹筒形管。故宫基础虽未经发掘。但从整个凸出地面台地的构造、形成、砌筑工艺和饰绳纹筒形排水管的特征看,经浙江省文物普查验收领导小组的专家鉴定:‘属西汉早期故宫台基。’”这与近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考古试掘一样的结论,同属于西汉早期的东瓯古城遗址。而“东瓯故宫”遗址,正是东瓯王所居宫室。这恰恰是“五胡乱瓯、巧舌如簧”的胡珠生先生所无法接受的历史事实!请问你有“东瓯故宫”历史文献的记载与文物考古的结论吗?!

      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周 琦

    文章来源:台州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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